1946国民政府收复南沙和西沙始末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二战结束后，国民党依照《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宣言》的内容，开始积极策划收回东沙、南沙及西沙群岛。1946年初国民党行政院根据台湾省主席陈仪的报告，决定将南海诸岛划给广东省管辖。1946年9月，国民政府行政院电令内政、国防两部，协助广东省政府接收西沙和团沙群岛（即南沙群岛）。其后经国民政府外交部、内政部、国防部及海军总司令部商议，决定由国防部组织舰队，协助广东省政府接收西沙、团沙群岛，并由海军派兵驻守南海诸岛。广东省政府因此任命省府顾问麦蕴瑜为接收南沙群岛专员，省府委员萧次尹也参加接收工作。而海军进驻南海诸岛的具体筹办工作，则交由海军总司令部第二署海事处承办。为此海军抽调了驱潜舰"永兴"、护航驱逐舰"太平"和坦克登陆舰"中建"、"中业"共四艘舰艇参与执行收复任务。同时任命海军上校林遵、姚汝钰为舰队正、副总指挥，海军上尉张君然、林焕章为舰队参谋。为争取时间，舰队一分为二，林遵偕林焕章率"太平"、"中业"两舰进驻南沙群岛，姚汝钰与张君然率"永兴"、"中建"号进驻西沙群岛。同时随行的还有内政部方域司科长测绘专家郑资约及中央各部会代表和广东省府接收专员。

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24日，南下舰队从上海黄浦江口出海南航。根据出行计划，舰队的第一目的地为广州，第二目的地为海南岛，最终目的地为南沙群岛。26日，舰队到达广州，停泊于虎门口外。在广州停留5天后，舰队继续向南航行，抵达海南岛榆林港码头。榆林港是海南岛南面一个优良深水港湾。在榆林港期间，林遵派人详细了解了南沙和西沙群岛的详细情况。发现南沙和西沙的鱼季是2-4月，此时风力较小，适宜出航；而11、12月份则多有恶劣天气，但为了尽快收复南沙群岛，舰队总指挥林遵还是决定11月10日正式起锚出海，执行收复任务。不料，11日舰队正式出航时，才出发不远即遇到了海上的飓风，两艘大型登陆舰左右摇晃，有倾覆的危险，不得不立刻返航。其后舰队又于19日再度出航，依然是因为海上风高浪急，在行进了近100海里时，被迫再次返航。

收复西沙

到了11月23日，"中建"、"永兴"两舰由副总指挥姚汝玉率领趁着风浪稍减的间隙直抵西沙群岛的主岛--林岛，完成收复西沙群岛的任务。11月24日凌晨，两舰抵达林岛，登录之后经调查确定岛上无人，但原有建筑都已被破坏，于是舰队按照原定计划组织部署人员抢卸物资，工兵则负责搭建营房，修复受损房屋，构建工事等。经五昼夜不停施工，进驻工作大体完成，官兵生活设施安排就绪，电台也已经架通，各行专业考察工作次第完成。29日上午，舰队派出仪仗队，会同广东省政府接收人员和驻岛人员，为收复西沙群岛树立纪念碑揭幕，并鸣炮升旗。纪念碑系水泥制作，正面刻"卫我南疆"，背面刻"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立"。同时决定将收复后的林岛改名为"永兴岛"，以纪念接收舰"永兴"号。这座石碑至今仍屹立在祖国南海的永兴岛上。

收复南沙

1946年12月9日，林遵率领"太平""中业"两舰第三次出航。出于稳妥考虑，林遵决定由李敦谦舰长率"中业"舰为先导，旗舰"太平"随后向南沙群岛的主岛--长岛进发。两舰行至12日10时左右抵达长岛，并在岛的西南岸外下锚。抛好锚后，舰队放下汽艇和救生划艇开始登陆。上岛后， 林遵、李敦谦及政府接收代表在岛上举行了隆重的进驻仪式。为了纪念"太平"舰接收该岛，即以"太平"为该岛命名。同时竖立一块高约1米的水泥钢筋石碑。石碑正面刻有"太平岛"三个字，石碑背面刻有"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重立"，左旁刻"中业舰到此"右旁刻"太平舰到此"。接收人员在碑侧举行接收和升旗仪式，并鸣炮致敬。而后测绘人员绘制全岛详图，并留兵驻守。接着，舰队继续在南沙的中业、西月、南威等岛建立主权碑。随后林遵率舰队官兵和政府代表同各驻岛官兵依依话别后，踏上归程。20日舰队到达榆林港，稍事休整，即与接收西沙群岛的舰队一同返回广州。至此，国民政府收复西沙、南沙群岛的任务顺利完成。

接收工作结束后，国民政府国防部于1947年1月16日召集有关部门举行西、南沙群岛实施会议，决定西、南沙群岛之行政隶属问题，目前暂由海军管理，俟海南岛行政特别区成立后，即归该区统辖。之后，海军在太平岛设立了南沙群岛管理处，实行行政管理。到194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内政部重新审定东、西、中、南沙四群岛及其所属各岛屿沙滩名称，正式公布中外，使南海地名更趋规范化和权威化。

南海诸岛的接收工作，不仅收回了为日本侵占的中国失地，也再次向世界表明南海诸岛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这也保证了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行驶管辖权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为以后维护南海诸岛主权、解决相关争议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参考书目

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

李国强：《民国政府与南沙群岛》，《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