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回歸後4場運動 為何不應急於給香港「判死刑」?

2019-11-26 02:18

香港每年都有上千場合法的示威遊行上演,以至於早在幾年前便被稱作華人世界的「示威之城」。在這些示威中,規模最大的都事關政治,而歷年關乎政治的示威遊行,規模最大者無疑是今年6月迄今的反修例運動。

11月25日凌晨,前一日的2019年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揭盅,雖然早知建制派會遭遇敗局,但其敗狀之慘烈依舊令許多人瞠目結舌。接下來會怎樣?究竟該如何理解過去數月香港發生的事?我都不知道,但這卻是我乃至每一個居住於香港的人都捫心思索的問題。

11月18日,布魯金斯學會官網刊佈了美國知名亞洲問題專家卜睿哲(Richard Bush)題為「香港城市的安魂曲」(A requiem for the city of Hong Kong)的文章,分析香港今次示威的起源及特點。文章中,卜睿哲列舉2003年「反23條遊行」及2014年「雨傘運動」,對比過往兩次大型運動與今次反《逃犯條例》示威的不同。

這給了我一些啟發。學生時代我主修的是歷史,在記錄並嘗試理解今年這場動蕩時,或許一個方法是將之放在1997年以來歷次遊行的框架下,試着融會貫通,試着找尋一些答案。除了卜睿哲所提及的那兩場遊行之外,同樣不應被忽視的,還有2012年的「反洗腦國民教育」運動。

11月25日凌晨,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果陆续揭盅,建制派全面溃败,大批香港市民上街庆祝。

 

一、2003年反23條遊行

2003年7月1日,約50萬港人走上街頭,以和平方式反對港府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也即「反顛覆條例」。那場運動開啟了香港每年7月1日皆舉行抗議遊行的傳統,每年參與七一遊行的人數,也被視作一種檢驗港人對政府和對中央不滿程度的非正式測量方式。

  •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促發那一場運動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民情反對港府落實第二十三條,簡單地講,23條立法意味着對基本法的落實,而該法例本身將從法律上禁止分裂國家和其他顛覆性行為。但對於對1989年六四事件有着特殊歷史記憶的香港人而言,這第一時間便讓人聯想到來自強大中央政府的打壓,「政治打壓異見人士」、「侵蝕香港高度自治和法治」等說法很容易就成為了大多市民的共識。

遊行的後果是一向支持該法案的時任自由黨主席田北俊於7月6日宣佈不支持香港立法會就此進行二讀,並辭去行政會議職務。缺乏自由黨支持,該條例草案勢必無法通過,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遂於第二天凌晨宣佈撤回草案,且「政府並無立法時間表,政府在得到社會的支持時才展開立法程序」,以至於直到今日該條例依舊未被立法。

那次事件的後果是什麼?首先,縱使草案撤回,但港府依舊被貼上「中共傀儡」的標籤,形象備受打擊;其次,類似中港課題在立法會成為禁忌,議員們怯於推動類似議案;其三,香港示威者認為自己通過抗爭和遊行迫使港府撤回草案,迫使北京退讓;其四,叛國、顛覆、間諜等外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在香港直到今日依舊合法。

經過數月香港動蕩局面,中聯辦的角色正受到中央的重新檢視。

 

二、2012年「反洗腦國民教育」遊行

當年觸發反國教運動的導火線,是教育局計劃於2012年9月新學年開始為小學一至六年級學生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風波期間,一份由教育局資助、向全港中小學派發的國民教育參考教材《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被指內容偏頗,例如形容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遭不少人認為其內容對中共盲目地歌功頌德,儼如向學生洗腦。在教聯會的不少參考教材中,大多照搬內地教材,對六四事件避而不談,整體內容也被指培養愛國情緒。

彼時包括「學民思潮」等組織形成學聯,反對港府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並組織了7·29遊行。那一日,不少兒童在家長帶領下參與遊行,這也是香港首次有孩童參與政治遊行。遊行之後,學民思潮便在港府總部所在地添馬公園發起兩日半的絕食行動,隨後又以「接力絕食」的方式延續至9月。在那期間同時發生的還有一波又一波對港府的輿論攻擊,包括繼續將之批評為「中共傀儡」。9月7日,再度爆發規模數萬人的反對遊行。結果,港府選擇宣佈取消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三年開展期。

時至今日,7年前的那場運動後果包括:一,香港年輕人對中國缺乏基本認知;二,學生參政的現象興起;三,孩童參與反政府示威遊行。

這些後果各有各的問題,但相互交織的結果就是「中港關係」愈發成為一個話題和問題。與2003年的反23條遊行一樣,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也被視為人民和民主的勝利,不過2003年反23條遊行最多也就是公開表達了一些「反共」言論,「反華反中」言論一直還是少數,而自2012年「反國教」運動起,反中言論則愈發迴蕩於公共輿論場,以至於開中國和內地人的玩笑在香港成為了一種很時尚的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在足球比賽上「噓國歌」。這在2012年之前是未曾見的。

至於學生參政的情況,我承認我的個人看法是比較異類的,我向來不認可學生的政治運動。因為學生總是見識有限的,且在大多時候是容易激動和不易妥協的。見識有限的人考慮問題不周全,容易激動的人考慮問題不穩妥,不易妥協的人容易讓本可雙贏的事情變得雙輸。即便是被各方誇讚的五四運動,我都有所保留。更何況,香港今日很多熱衷於參與政治的學生都還是高中生,且還是今日的高中生,試問他們如何與民國初年那些學貫中西、代表社會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大學生相比?

不過學生參政更可怕的一個後果則在於,這些衝在陣前的學生為一些人提供了隱藏於陣後的機會。2012年之後,我們看到太多成年人躲藏在學生背後,配合學生們批評政府,指責政府應該聆聽學生訴求,可是他們自己卻只知道為下一屆選舉做準備,而在上任後又一事無成,靠一句又一句政治口號謀選票而已。

至於孩童參與反政府示威的後果,因為時間不過7年,尚有待觀察,但是當我今年行走在香港街頭,看着那些十多歲的年輕人為他們所相信的理想而抗爭,卻只知「五大訴求」、「官逼民反」等口號,我也會想,「他們就是成長於香港惡劣政治環境下的第一批人」。

7年後再看回「反洗腦國教遊行」,有沒有適得其反?我不想斷言。日後又會怎樣?我不敢斷言。

 

香港社會多年和平安定,此次運動期間的警隊行為也受到社會廣泛質疑。

 

三、2014年「佔中/雨傘」運動

佔中運動不過發生在5年前,人們記憶相對清晰,我也就不再費過多口舌介紹來龍去脈。基本上,香港臨近特首選舉,人們對於中央給出的「831」階段性選舉方案不滿意,想要在2017年便實現不經「審查」的、一人一票的、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

「831方案」是什麼?此前香港特首是500萬選民先選出一部分選委會代表,這些民選的選委會代表再與一些非民選的、來自各界別的選委會代表一起,選出香港特首,所謂「小圈子選舉」。「831方案」則是由提名選委會提名幾位特首候選人,再由500萬選民票選。

人們彼時對「831」的反應是「這不符合國際標準」,「這是北京先落閘」。但什麼是符合國際標準?各個選舉制國家皆有其各異的選舉制度。即使是人們當時所想象的歐美制度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國家由黨派各自決定候選人,有的國家由黨員參與初選決定該黨候選人,有的國家則僅由選民選擇選委代表。對於這些,見識有限的、且在大多時候易激動、不易妥協的人是聽不進去的。

當時的情況便是人們衝向街頭,年輕人與警方發起衝突,開啟了香港回歸以來社會因政治問題爆發暴力對抗的先例。「831方案」最終也因泛民派議員的反對而未在立法院通過。

該次事件的後果是什麼?首先便是在2017年選舉時,如果「831方案」此前已通過,那麼勝選的就會是更受民意支持的曾俊華。而曾俊華選舉期間一直主張政策透明化及政治體制改革,倘若他能上任,香港也可在「831方案」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民眾想要看到的滿意政改。但最終結果是曾俊華在選委會敗給了林鄭月娥。

此外其他後果還包括:一,在可見未來之內都不可能有香港人想要的「真·普選」,乃至不會有任何政改方案;二,暴力首次成為可選抗爭方案;三,香港社會陷入「藍黃」的兩極分化。

11月24日,香港近500萬選民上街投票,投票率打破71%,創下歷史記錄。

 

四、2019年「反修例」運動

四A:當下的感觸

那麼,當下的「反修例」運動呢?

區議會選舉當天,我看到的是市民在一個個投票點有序排隊投票,隨後在周圍的商場購物就餐。全城難得迎來了一個緊張卻祥和的週日。在這幾個月的大風波之下,氣氛如此平和,着是有些讓人欣慰。

至於這次運動本身將如何收場,我不知道。這次區議會選舉的結果必然表示建制派大敗,但是否意味着泛民派或本土派大勝?縱使有勝選議員表示「民意如山」,我個人也依舊存疑。

我能夠清晰得知的,是香港市民藉着區議會選舉表達了對港府和建制派的不滿,不滿政府不回應五大訴求,表示港人不容忍警暴,等等。這次結果絕不是「香港市民繼續容忍暴力」,而是「雖然不認同暴力,但更不認同不公」。

11月中旬,我與一位做媒體的香港朋友吃飯,她當日剛採訪完香港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而曾鈺成在受訪前一日剛去香港理工大學探望了情況。據說曾鈺成在理工大學跟「持續留守抗爭」(又或是受困)的學生說,「你們該休息了,剩下的事情該交棒給我們去完成了」——我希望這次區議會的結果是這樣,將運動從街頭轉到更為理性的朝堂,縱然會有新的問題,或許也更為棘手,但這應該是最好的情況。

香港走到如今的地步,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有一定責任,但他們也一直在承擔後果。歸根到底,一如外科手術還需醫者操刀,政治問題也需要由專業從政者解決。這個代價不應由香港平凡的市民承擔。

不過話說回來,以上這些都是香港一隅之內的維度。在香港範圍之外,此次事件早已經成為一場涉及中港關係的議題。這也是我個人更感興趣、且不那麼樂觀的地方。

需要開宗明義點明的是,我「不那麼樂觀」的意思,並非指香港問題解決不了。沒有什麼問題是解決不了的,最壞也不過是當下不能完全解決而已。跳脫出來看,香港的問題快則5至10年解決,慢則20年解決,再慢則50年解決,速度快慢的根本取決於香港人的務實程度。所謂「不那麼樂觀」者,所指的是香港未來數月,乃至數年的前景。

先說數月內的前景吧。當下最核心的問題自然是「缺一不可」的「五大訴求」。「全面撤回送中惡法」已然實現,可是另外四個訴求,也即「反對定性暴動」、「釋放抗爭者,撤銷所有控罪」、「追究濫權警察暴行」、「雙普選」,講實話,我是真看不到實現的可能。

11月25日晚,部分人群集結於香港理工大學門口,呼籲警方散去,令「留守/受困」學生離校而不受拘留。

 

四B:關於「五大訴求」

「反對定性暴動」和「釋放抗爭者,撤銷所有控罪」這兩條涉及基本法治的維繫,可以先拘留而後大赦,但不能「法不責眾」,對香港這個正經歷政治大動蕩時期的社會而言,更是如此。香港經得起大刀闊斧的改革,但經不起徹頭徹尾的革命,客觀地理地緣因素也決定,除非中國陷入一起內亂,否則香港即使發生革命,也會是一場最終回到原點的內耗。既然只能改革不能革命,那麼就需要維繫港府最基本的權威,讓社會制度保留最基本的穩定。能否維繫得住,在此一役。

關於「追究濫權警察暴行」之訴求,我認為近幾個月內,至少在社會恢復平靜之前,中央都不會允許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是基於兩個原因:

其一,中央不會做這種會被視為「兩面三刀」的事:6月前,香港警隊尚有黃有藍,而在經歷了幾個月的社會動蕩之後,警隊已然成為香港最堅挺的藍營力量,是維繫社會制度基本穩定,推行改革所需的必須力量。且可以想象在中央眼中,相對於建制派那幫廢柴,數個月持續衝擊在最前線的警隊是可靠的、是有莫大苦勞的,林鄭9月4日做得出突然撤回條例被罵「背叛警隊」這種事,我所認識的中央可做不出來。

其二,港警是否存在「過度警暴」的情況?這是見仁見智的。與伊拉克、智利、伊朗乃至美國、法國、西班牙、俄羅斯等國警隊相比,香港警察在動用武力這一方面明顯更為克制。縱有過激行為,我個人也是理解的——設身處地想想,連續數月未休息,自己和家人都承受巨大精神和輿論壓力,執行公務期間隨時可能被「着衫是暴徒、除衫是市民」的人襲擊,且手段愈發激進,任何人處於這種情況都難免有崩潰的時候,有行為過激的時候。

至於「雙普選」這個訴求就更不切實際了。「雙普選」會否最終得以落實?我100%相信會。但會否是現在?100%不會。會否一蹴而就?100%不會。中央相信的是循序漸進,在社會安定的情況下,以類似「831方案」的方式一步一步改革。內地有內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框架下的漸進政治改革,香港和澳門也有這一制度下的漸進政治改革,這是回歸時所承諾的,是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我所認識的中共對此也有深切認知。

但是,當反中情緒日益成為香港的「政治正確」,當城市滿是「ChiNazi」等塗鴉,當國徽國旗受污,當「港獨」的說法逐漸來到檯面,中央怎麼可能會在這種背景下點頭呢?這不是中央「讓步」與否的問題,而是「在現況下的香港落實雙普選,不符合中港利益,因此也就不符合香港利益」的問題。

很多港人都認為中港利益是對立的,尤其是在民主政治這一範疇,但中港利益同時也是綁定的。香港人在爭取自身的民主進程之時,也需要從北京的維度思索。北京要的是國家主權統一,要的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的是內地和香港一起變得更好。在這過程中,如果香港即刻落實雙普選,在民情激昂的情況下選出一個與中央對立的特首,致使中港關係一如當下台海關係那樣陷入危機,這對香港到底是不是好事?

「反中反華」言論在過去數月間全面爆發,在「連登」等論壇及接頭頻現。

 

示威者們認為,「我們就是因為一再忍耐,而他們卻毫無作為,所以才需要採取激進手段來抗爭」。這在一定程度上我是認可的,一如談判需要軟硬兼施,在民主發展這一方面,當香港與內地這兩個不同制度發生碰撞,本就需要不卑不亢。可這也恰恰是問題所在。從以前「過於不亢」走到如今「過於不卑」,這是行不通的。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是講求務實的,是講求「允執厥中」的。當人們高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和《願榮光歸香港》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自己所爭取的是否真的符合香港利益?是否符合中國整體利益?如果不符合中國整體利益,而中港又註定無法分割,那這又如何符合香港利益?在一個健康的、民主的社會裏,政府和人民,都需要為其自身過去的行為負責。

四C:對前景的預判

作為結尾,我想說,這次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演變到而今,乃至促成11月24日區議會選舉的驚人結果,都是預料之中的事。而接下來,數個月內的局勢是不容樂觀的:壞的情況是衝突在街頭和朝堂同時爆發,好的情況是年輕人們得以「唞一唞」、緩一緩,而衝突在朝堂變相持續——這對於香港問題的改善而言會很棘手,但整體上這都不值得擔心。

長期而言,事態仍未結束,今年的運動將對香港政治和社會前景產生怎樣的影響,還有待於運動結束那天方可得知。不過我知道的是,香港2019年的運動本身是一件好事,它將所有積怨釋放出來,讓2014年未看清事態的人們得以看清事態,也讓根深蒂固的問題迎來解決之機遇。此次運動對未來之影響,除了取決於最終運動如何結束,也將取決於中央和港府下一步的應對方式。兩者相較,我更擔心的是港府。

中央近來一連串的動作,明顯已經認識到事態之嚴重性,這也是這次示威者們最大的成就,令中央意識到過去30年治港政策不再適用於當下及未來。相較之下,港府這邊卻動作有限,且顯現出優柔寡斷、徘徊心怯之態。倘若讓這個大刀闊斧開展改革的良機錯失,那麼香港就還需繼續紛爭數年乃至十數年。

還是前文那句話吧?「跳脫出來看,香港的問題快則5至10年解決,慢則20年解決,再慢則50年解決,速度快慢的根本取決於香港人的務實程度」。長痛不如短痛,希望這次機會不至於被錯失,中央挺得住,香港也挺得住。

而我,也會在未來數年內繼續在北京和香港這兩座城市之間生活,見證這個關鍵的轉折過程,並且嘗試以自己第三者的身份觀察和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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